重庆市殡仪馆-这些胸口拥有伤疤的女人:曾经离死亡那么近，如今却这么美

“活着就够吗?要好好的活 ”，这是四年前协和医院乳腺中心的一位护士对我们说的话。今天这个 “粉红丝带15年 ”的专辑里，七位令人能量满满的乳癌患者。从各自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:这些年都各自经历了什么?领悟了什么?以及这其中的每一次伤痛、每一种恐惧，乃至阴霾换来的每一道阳光、每一种希望，这些都无法复制、不可取代，她们的勇敢分享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终生财富。

从生活的侧面看，没有人能够真正逃脱苦难。这些拥有胸口伤疤的女人，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考验，选择以爱的方式作为回应。她们在勇敢的女人中显得更为勇敢，在刚强的心中更为刚强，生命像一棵被汗水和泪水浸湿的参天大树，郁郁葱葱。于是，她们让我们相信:心中有爱，勇敢向前，所有的期望和幸福都会成为现实和可能。

史安俐:服输?没可能

“特别丢脸，真心话!因为我在卫生部工作，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的设立，我是负责人。那年，全国肿瘤专家论证的会议，我还主持呢，结果哐当，我自己就得了(乳腺癌)，谁都不信，我也不信。

“怎么就信了呢?病理结果出来，说什么都没用，片子在那儿。我有个好朋友，全国顶级的病理专家，他不信:‘胡说什么呀，拿片子来我看看!’他一看片子，就不吭声了。我说:‘你怎么蔫了?不说话了?’真是，说啥呀，啥都不说了。”

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主任史安俐， “快人快语”这样的词，不足以形容70多岁的她。老太太精神抖擞往你眼前一站，嗯，马上就有酣畅淋漓的即视感。她的自我介绍是:“我这人，外科妇产科的性格。”大学实习到北医三院妇产科，但分到卫生部后，主管了30年的国家重点攻关科技项目，包括心脑血管项目、肝炎疫苗项目和肿瘤防治项目。癌症与史安俐的第一次非工作性捆绑发生在1986年，其时，她正在比利时度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公派留学生涯。

“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月经颜色不好，而且很少，乳房一摸摸出来，麻袋片、蝎子一样的肿块。我觉得有问题，马上从安特卫普到布鲁塞尔的乳腺中心做检查。‘bad news’，听到医生和我的这第一句话，窗外整片的天就变成灰的了。医生问:‘你需要帮助吗?’我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说:‘我明白了!’扭头跑出病房，在马路上使劲的哭。 “

布鲁塞尔都是那种石头路，桄榔桄榔的，哎呦，费鞋着呢。漫无目的地跑着、走着，最后深一脚浅一脚到了(中国)大使馆。我总去那里，帮着咱们中国人看病。他们见我来了都特高兴，我说这回我是来求救的。大使馆赶紧给卫生部的值班室打电话，那时国内才半夜三点多。你说你公派留学，赶上这事儿，对不起国家呀，丢脸啊。”

回国后的手术顺利而猛烈，为了降低癌细胞扩散的可能性，史安俐的左乳、胸大肌、胸小肌、淋巴被切得干干净净。

“那个时候我去游泳，Pia一声跳进去，咣的一下，就开始原地转圈了。为什么?这半边没了，老实了，再下去后先掰姿势。我爱运动，每天走路10000米，游泳1000米。(到了)游泳池蹭蹭蹭下去，来回十圈儿，上来走人。池边儿的老太太们说:‘你这人怎么回事儿?怎么老在那儿游，不和我们聊会儿天儿呀?’逗死了。”

接下来的整整17个年头，史安俐从不和别人说自己得病的事儿。直到2003年，她被查出直结肠癌。内心的不痛快、无法排解的抑郁让她拿起电话，拨给了老朋友、原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、老专家徐光炜。本来想寻求安慰，结果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哎呀，你怎么又得了，我还指望着你给我们(协会)做两癌筛查呢，你怎么回事?!我听着心里这个委屈呀。”

那个电话的后半段内容主要谈论的却是另一个女人，刚刚查出晚期结肠癌的、徐光炜的老伴儿，癌症康复会的负责人。徐教授最后说:“我们都70多岁了，你忍心让我们还这么累管着协会吗?”就是14年前的那个电话，那次快乐而“有预谋”的工作交接。让史安俐走上与癌拔河的奋斗之路。

2013年，史安俐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在南非召开的第17届RRI全球乳癌患者支持者大会，全程流利的英文和高度的专业素养赢得极高评价，“咱们中国人就是聪明，有心人就能做成事儿。他们当时只是让中国主办下一届的亚太会议。我当时心想:嘿，小看我们!还亚太?我们要办，就办全球大会!”

最终，2015年的中国，由《时尚健康》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18届全球乳癌患者支持大会(RRI)成功举办。但也就是在那一年，史安俐的另一侧乳房又发现病变，癌症第三次拜访这位精神抖擞的神奇老太。

“我外婆是乳腺癌，我父亲是胃癌，可能确实有遗传的因素，但我身体底子好，体操、游泳、跳芭蕾、滑冰，哎呦呵，冰刀好几个呢，只要坚持就是胜利。”

距离癌症的第三次造访已过去两年，距离人生的第一次“丢脸”，已经过去31年。史安俐今天的生活，用“精彩”形容毫不为过，可能还要加上“奔忙”两个字。本期“粉红专辑”奔赴印刷厂的时候，她正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中美健康高峰论坛。清晨七点多起床，微信给朋友发了20多张会议现场的图片，穿灰色西服或者蓝色衬衫的开心合影，街头或者海边红色衬衫的自拍美照。每一次这样的幸福轰炸后，朋友一定会收到她发自内心的两个字:“分享”。

尹青:生活二一点儿，挺好

送完孩子回来，把昨天的茶叶倒了，洗杯子、烧水、弄点水果、发会呆，想想今天喝什么茶。用尹青的话讲:“如果天气好点儿，那个感觉马上就来了，关键是做自己的事情，让自己舒服了。”她想着，明年可以和姐妹们去台湾，把手术切除的那一侧乳房再造起来。但问题是明年赶上儿子中考，肯定要陪…那就到时再说吧，这些修修补补的事，慢慢来呗，反正现在的时间是留给自己的，调给自己的时间会越来越多。

在不属于自己的那些奔忙的日子里，尹青和朋友在北京光华路上班，运作着一家中国民营演出的联盟企业，“做明星的个人演唱会，时间不可控。一开会就抽烟的一大帮、动不动就熬夜，真挺累的。”然而身体的疲惫容易修复，精神的折磨却更为痛苦。

“2010年2月2日第四次化疗，2月10日老爸生日。然后3月我就上班了，觉得没事了。实际上手术后我身体的内分泌已经改变了，我不自知。天天在湖边走路锻炼的时候，脑子里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出现。特别想打开盖儿，按一下，停!严重失眠。早晨四点就醒了，一醒就醒到脚趾头，整个人醒透了。有一次和原来的同事聊天，就看见他嘴唇上下翻飞地在那里动，我听得断断续续，我已经抓不住了。回家开车一路都在哭，原来挺专注、挺善于沟通的这么一个人，完了!废了!”

她去找朋友推荐的心理医生，那个医生正好也得过乳癌，“我忘了都谈了什么，反正她不代替你思考，就像递小纸条一样，把问题都提拉到你面前，让你想一下。开车回家我一路的哭，但这次哭完就特别舒服。哩哩啦啦聊了半年，吃了半年的药，折腾了这么一轮，终于扔了这根拐棍。我这才轻度焦虑。那重度焦虑得什么样呀?”

回医院复查，回到当初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个走廊，“那天阳光灿烂的，从南楼走到北楼的那个白走廊，挺干净挺怪的，当初的感觉就是要去天堂了。再走这个走廊，不一样的感觉。曾经让我那么恐惧的这条长廊，现在洁净、敞亮、如履平地，嘿嘿，为我自己鼓鼓鼓掌。”她的这条微信朋友圈下面，成方圆、斯琴格日乐、陈明…几十只大拇指、几百个赞。

2009年的那个星期一，人民医院的B超结果出来，尹青想着“完了，十有八九中了，怎么是我摊上这事儿呢?为什么是我呢?回到医院车库的车里，我就哭了一鼻子。车里坐了半天，特颓废的半天。想给学校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打个电话，根本拨不出去，看不清键盘、手也是抖的。”她后来知道，所有的乳癌姐妹都是从这个时候、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。

她去各处咨询、感受了一遍，在先手术和先化疗的问题上纠结，最后的这个医生说: 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为什么要先化疗?手术是好的，就按好的做，不好的再说。他的那种笃定自信，让人特别有信任感。片子不能完全确定(是否恶性肿瘤)，万一不是呢，我还挺高兴。结果还是是，那，是就是了呗。”

手术前，闺蜜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，让她心里好好数数，交过几个男朋友?“我躺在床上，还真数了，我就不告诉你具体数了。”

“出院后刚开始的那个阶段，洗澡，看到自己的身体就挺难过的。但接受是个过程，怎么就自在舒服了?可能跟接受有关系，我就得接受这个病。别那么拧巴，生活得二一点儿，二，还真的挺好的。那时候孩子才6岁，也分散了我好多注意力:妈妈，我给你捏个橡皮泥、画个画儿，妈妈你快好吧。”提起现在的儿子，尹青笑了，“哎呀呀，14了，软硬不吃，特别有主意，小金牛。”

“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思考多、看的多，心理承受力也越来越强。这个病在癌症里是比较轻的，身边很多朋友，并不因为癌症，陆陆续续也走了，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呢?”

生病让她对生活重新洗牌，慢慢洗。留给自己时间的多少、岁月的云淡风轻从每天的那一杯茶开始。那是个小小的仪式，让她和自己在一起。

温洁:这是一场无声的战役，我要用美丽打败它

2009年9月30号，因为国庆 60周年大阅兵，长安街沿线单位放假。形象设计师温洁躺在家里的床上想:啊，终于可以休息了，起床后可以约发型师做做头发。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无意中碰了下右边的乳房:这是什么东西?挺奇怪的形状，而且不动。

手术定在那一年的11月3日，成功而且完美，医生告诉她:“你的乳房保住了”。她问医生，有没有什么进口的药可以不掉头发?医生说，不可能，如果有，肯定是假的。一名形象设计师，一个如此爱美的女人，每次化疗前都会精心的化妆，“这是一场无声的战役，我要用美丽打败它。”曾经拒绝手术的她，笑着对《时尚健康》回忆过往:“我当时以为癌症就意味着死亡，化疗期间就牺牲了。我想多留时间陪伴家里人。”

术后五年的康复体检，骨扫描的检查室外面，这个女人光鲜亮丽地站在人群中。大家都很奇怪，这个人在这里干什么?她不怕辐射吗?一位轮椅上的母亲问:“你是乳癌患者吗?”是呀;“你的头发好粗好长，我可以摸摸它吗?”可以呀;“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?”可以呀。轮椅上的母亲笑了，如此的开心，“我妈妈这些天一直在和父亲准备遗嘱。你给她带来了希望。”轮椅边同样开心的女儿对温洁说。

董卫红 :看看我的美照呗

“我都快60岁了，嘿嘿”董卫红的那声笑真是嘿嘿嘿，有点得意有点淘气有点狡黠。其实她吹牛，1960年出生的她，今年才57岁。但她没有吹嘘，令亲友和医生赞叹的是2011年2月的第一次手术后，她已经三次骨转移，今天依然活蹦乱跳。

“2012年，我一年半复查的时候发现第一次骨转移，那时候顾不上害怕，就想着赶紧治，挺迫切的。2013年，妈妈突然得肺病，2个月就去世了。完全无法接受，街上看见一个老人，和我妈很像，根本受不了，突然就大声地哭起来，路人就跟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。结果 8月份复查，左侧前肋骨第五根放射性增高。拿到结果的瞬间就明白了:我不能继续活在这种负面情绪里。妈妈已经走了，再搭上一个也没有意义。就很快地调整自己，特别好。真的别纠结任何一件事，正面的情绪对人的影响特别大，那种针对性的修复作用特别强。”

今年二月，董卫红复查出第三次骨转移。 57岁的笑声嘿嘿嘿的出来，“一个也是转、两个也是转，就转呗，爱哪儿哪儿呗，慢慢治呗。”

六年半前，手术后躺在病床上的董卫红，第一次接触协和粉红花园的病友探视，“我的眼前一亮，哇!她们能恢复那么好，我有她们一半已经很知足了。我一直在努力。粉红花园让我活出了不一样的自己，明白不要整天病怏怏的，我这不好、那儿不好，我生病了什么的…我原来那么内向的性格，嘿嘿嘿。”

快六十岁的董卫红，很利落地掏出手机， “给你看看我的美照呗。”

晶晶:留着那块有猫的皮

左乳手术那个位置纹着一只小猫，和医生谈手术方案时，她担心(乳房)全切猫就没了，对大夫千叮咛万嘱咐。上手术台，麻醉药起作用前，医生护士的大口罩们在头顶晃动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上面传来:“她说了，如果(乳房)全切要流着那块有猫的皮肤。”

“对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觉得那个时候能想到臭美，才说明有救呢。起码在心态上没被打垮。”那几年做着服务窗口的投诉处理，每天特别累，“都是找你打架的，全是负面情绪。我住院做手术的时候，手里还有十几个没有处理完的案子。”工作的过去、情感的未来，化疗中身体的强烈反应，开启了病床上的奇思妙想:“你说安眠药属于处方药，人家看我这样，肯定不给开;上吊拴绳儿?我们家老房子，都挺矮的。割腕?不也得使劲吗?使不上劲，就切一小口，人家看了会说，你在这儿干嘛呢?”最艰难的那段走过来了，听晶晶同学回溯过往，就跟听单口相声似的。

2012年，晶晶那年36岁，住院、手术、结识并加入粉红花园的青葱玫瑰项目。“真的，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受到很大的鼓舞。我们去探访年轻的、刚刚做完手术的病友，其中一个兰州的女孩儿在几百人的群里认出了我。‘是不是就是你呀?短头发，还挺年轻的。声音特别有魅力’。她来北京时，我带她去见一位下肢瘫痪的残疾姐妹，那个女孩儿正在电脑上改稿，一篇宫颈癌患者写的采访稿。我们帮她一起改。我记得稿子的内容，采访的是一个渐冻人…我让她，她让另一个她，看到生活中特别好的一面。怎么说呢?这个病后，我常常觉得:我不是“幸运”是蒙福。这份因祸得来的福份，让我思考“生”的意义，有更多想法和时间，去做那一点点更有意义的事…”

曾茜:自己还挺好看的

“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，好多地方没玩过呢，虽然手指头太短，还想学吉他呢。最主要的是孩子那时还很小，老大刚上初中，小女儿还没上学。”这些文字的前面，还有五个字，我-想-过-死-亡。

“其实很多事情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。化疗后的身体特别虚弱，我和妹妹(小女儿)说:妈妈不能像陪哥哥那样陪你了，什么都管不了你，你只能自己做作业了。她就自己做作业，我回家就躺在床上看着她自己玩。”

2016年，第一届粉红花园摄影班开办的时候，放化疗期间的曾茜还没有头发，她的世界一片黑白、没有色彩。“老师说，春天了我们先学怎么拍花儿吧。真的，我发现了很多不认识的花，那个花苞牡丹，长成星星的样子，还是粉的，镜头和人眼看完全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全新的世界居然是，彩色的。”

“老师使劲夸，你拍得真好。我想去的地方就更多了，每个季节都想去拍一次。对着镜子拍过，不带假发的自己，还挺好看的。病友也是不断地夸:你的头长得真好，特别 、适合光头。

第五届5GC、第六届6GC全球华人乳、癌病友组织联盟大会上，一次次快门按下去，志愿摄影师曾茜发现每一个病友都是笑的，“那种温暖、那种灿烂感染着我。她们怎么活得那么好?我也想活得那么好。我在手机群里发的现场图，被很多姐妹赞扬。其中的一位大姐说，啊，你这张拍得太好了，我要把它当成我的遗像。我当时的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觉得最终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

郭健:感恩，得病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美好

采访刚开始，她就放了一句狠话:“事业、家庭、情感都是自己创造的，包括疾病。”这个狠，并不意味着凶狠，而是她对自己60多年人生的有力表达。“我爱吃冰激凌、爱吃肉、爱熬夜、爱唱卡拉OK，整个生活方式是乱套的。我的这个病(乳腺癌)，就是年轻时种下的果。”

2003年5月，至少还有半年才到自己的50岁生日，郭健竟然提前收到了人生半百的一份大礼。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:郭健，浸润性乳腺癌，为阻止癌细胞扩散，建议实行乳房切除术。“感恩，得病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美好，内在的小女孩完全释放，完全重生的感觉太好了。”于是今年六一儿童节，郭健度过了自己的 14周岁生日。她的新生，从2003年算起。

2005年，郭健做为“新生儿两岁”的时候，接受了《时尚健康》杂志的邀请，全裸拍摄失去乳房的那一次侧胸部。现场的化妆师小心翼翼，在平坦的胸口、长长的伤疤上涂画粉红丝带，郭健说，“没关系，你不用那么轻，我这里早就不疼了。”她成为中国第一个面对镜头裸露术后伤口的乳腺癌患者。

14年过去，偶尔碰到那个曾经飘扬过粉红丝带的刀疤，不仅没有痛感，而且纤细柔软。做过14年眼科医生的她，会笑着说，“外科医生缝伤口就是不如眼科缝得好。”这里的好，应该是好看的意思。

那次手术前，很久没做美容的郭健，去美容院做了美甲，“因为我想手术后要穿病号服，要躺在床上;如果脚指甲露出来，画了小花会很美。”于是那天的医生、护士和病友看到了很多淡粉色的小花儿，在枣红色的鲜艳指甲盖上竞相绽放。

年近四十的儿子对63岁妈妈的生命状态，感到自豪和欣慰，“14年的新生，单身飞翔了26年，我们会随时分享快乐的彼此。如果都在广州，约起!一起吃饭、看电影、一起逛街，春节长假，我们就一起出国旅游。”

手术后一年，郭健终于踏入病床上魂牵梦绕的西藏，海拔6000多米的山口，郭健没和同伴一起下车拍照、欢叫，她太难受了。一个人在车里静静的放松，拉开背包拉链的瞬间，她昏了过去。意识回来的时候，手里还拿着风油精，全身的衣服因虚脱儿而湿得通透。大家陆续回到车上，没有人感觉到她发生过什么，她永远是那个微笑放松的状态。只要你在这个放松的状态，一定会醒、也一定会回来。坦然接受各种身心的体验，坦然接受一切，它是会过去的。只要有呼吸，就要不断分享美好;只要能行走，就一直在路上。

2003年以后的郭健，从事着关乎生命关怀的教育事业，几乎每一天都行走在路上。最多的时候，一个月内在不同城市举办24场讲座，在西藏讲临终关怀、在斯里兰卡讲亲密关系、而到了不丹，她看着那些不丹式的笑脸，和朋友们分享幸福学。

她会把学到的知识，用来分享生命的意义感。她说，这个重生14年的女人会和朋友们说:“原有的思维模式、行为模式，造成了我2003年乳腺癌这个生命事件”;“在化疗那种生不如死的体验中，那种能量最低谷的状态中，感受那种真正的脆弱无助，放下所有的角色，静静感受身为一个女人的内在柔软，勇敢地去呈现自己的弱小，这会让我们收获更多的爱。女人要懂得自己，善待自己”;将来的科学可能让人活到120岁、150岁，但我们所有人对死亡仍然会有焦虑。承认并积极面对它，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”

粉红英雄，因爱重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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